1949年1月中旬，邓宝珊作为傅作义的全权代表，踏上了前往石家庄的旅程，旨在与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进行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直接谈判。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朱德前往迎接，刚一见面，气氛便格外亲切。周恩来以耐心和细致的态度，向邓宝珊分析当时的复杂局势，国共两党的现状以及个人未来的可能道路，并帮助邓宝珊理清了未来的正确选择。此外，周恩来也关切地询问了邓宝珊的家庭情况。当周恩来提到邓宝珊已故的女儿邓幼梅时，他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我听说幼梅同志临终时曾向你提过一个请求：‘爸爸，无论什么情况，都不能反对毛主席。’她是一位具有政治眼光的好女儿，可惜之前你并未听从她的遗言……”这一番话令邓宝珊十分感慨，眼泪瞬间涌上了眼眶，他心中对已故女儿的思念更为强烈。
邓幼梅，1922年出生，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，养成了阅读进步书籍、追求思想觉悟的习惯。她在16岁时便来到延安，进入陕北公学和中国女子大学学习，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。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，邓幼梅却毫不犹豫地投身革命，选择站在共产党的一方，这无疑令很多人感到惊讶。她能够作出这样的决定，与她的父亲邓宝珊不无关系。邓宝珊与共产党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，尤其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，他勇敢地与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为许多遭受国民党打压的共产党员提供帮助与庇护。
展开剩余76%1927年，刘伯承在发动“顺泸起义”失败后，曾途经邓宝珊的帮助，在邓宝珊的支持下，顺利前往南昌参加八一南昌起义。邓宝珊与共产党人的这段深厚情谊，对他后来的政治选择起到了重要作用，甚至影响了整个家庭。邓幼梅也受到了父亲与共产党员的交往深刻影响，经常和他们讨论革命道理，逐渐对共产主义事业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和崇敬之情，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。
然而，父女二人并非一开始就同路。1938年5月，邓宝珊在担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期间，和随行人员到达了延安，受到了中共中央的热情接待。在毛泽东、周恩来等领导的亲自接待下，邓宝珊被邀请与中共中央的领导进行座谈，双方深入探讨了国共合作和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。毛泽东和邓宝珊言谈甚欢，毛泽东对于西北军和国民党的抗日立场给予了充分肯定，也明确表示愿与邓宝珊及其所在的部队加强合作。邓宝珊在毛泽东的真诚邀请下，决定改变行程，留在延安与中共领导继续深入交流，参观了抗大、陕北公学等革命学校，还出席了文艺晚会和群众大会，这一切都让邓宝珊印象深刻。自此以后，他每次路过延安，总会停留几日，与毛泽东、周恩来等领导人进行亲切会晤。
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邓宝珊和中共高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，尤其是在蒋介石推动反共政策时，他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中立，与延安方面保持良好互动。1943年，蒋介石多次下令邓宝珊绕道避开延安，但邓宝珊依然选择直奔延安，并在此逗留了二十余天，与毛泽东、朱德等领导人进行深刻的交流，坚定了他团结抗日的信念。在回到重庆后，邓宝珊向蒋介石提出：“我愿意支持像华盛顿那样的领导人，而不是支持拿破仑。”这一番话不仅让蒋介石非常不悦，还导致蒋介石取消了将他任命为甘肃省主席的计划。蒋介石的反应更加激烈，尤其是在邓宝珊坚决与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对立时。
随着抗日战争接近尾声，国共两党的关系逐渐进入新的矛盾阶段。邓宝珊在参与国民党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同时，也深感自己在国共关系中的困境，特别是在内战的阴影下。他在家中多次向父亲阐述自己对未来的看法，强调国共合作的重要性，并希望与共产党一同推动和平解决的道路。
1949年12月，平津战役爆发，形势急剧变化，傅作义面临着严重的军事压力，开始寻找与中共的和平谈判途径。邓宝珊凭借其政治背景和过去与中共的良好关系，受到了傅作义的邀请，作为中间人进行和平谈判。经过多次商谈，和平解放北平的方案逐步成型，邓宝珊的努力也得到了中共的高度认可。最终，北平在不流血的情况下顺利解放，邓宝珊也因此受到人民的广泛称赞，并在《新民晚报》上被誉为“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——邓宝珊将军”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邓宝珊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荣誉，担任了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、省长及国防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，并在各项政治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1955年，邓宝珊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，并在1956年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。1968年11月27日，邓宝珊因病逝世，享年74岁，他的这一生充满了革命与变革，也见证了中国历史的深刻转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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